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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佣在中国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7-03 13:47:46   浏览次数:787

菲佣珍妮的雇主要把她的月薪降低,理由是“现在中菲关系不好”。上海的菲佣超过1000人,大多和雇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发酵一个多月的中菲黄岩岛风波,慢慢触及这群异乡人的生活。
 
失业
 
“我想你的工资应该降一降。”2012年5月16日,珍妮正在家中陪双胞胎女孩玩耍时,男主人将珍妮叫到面前说,要将她的薪水从6000元降到4000元
 
作为一名菲佣,珍妮过去一年零三个月的工作,一直受到男主人的夸赞。她初到浦东这个富裕之家时,雇主的女儿才两岁多,如今这对可爱的双胞胎马上就要过她们四岁的生日了。
 
男主人的降薪理由是“现在中菲关系不好”。珍妮不明白男主人支支吾吾说出来的借口,“我很勤快,或许他们感到什么压力吧”。
 
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军舰欲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双方随后发生对峙。此后的时间里,岛屿争端的报道充斥于上海的报摊、电视以及街头闲谈。网络上,先前被质疑学历造假的地产老总禹晋永声称将自己的菲佣解雇,获得不少附和。随着两国民间情绪的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自己抵制对方的立场。“去找你们总统讨工作吧”。
 
“警察现在到处在找没有签证的菲律宾人,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国。”男主人希望珍妮降低工资,来补偿自己的风险。珍妮觉得这并不构成降薪的理由,清理“三非”外国人的行动在上海几乎每年都要进行。
 
最终没能和雇主达成一致,珍妮失业了。在这一次领土争端风波中,并没有人理会珍妮和她的伙伴们处境的艰难。
 
“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对于这座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31岁的珍妮可以清楚列举出她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宽阔的街道和明丽高大的建筑,树木和鲜花点缀其间,让整座城市始终富有生机;众多人气蓬勃的步行街和商圈,橱窗里陈列着最潮流的服饰;春夏时节,沪上的街区海风习习,清爽宜人,而在珍妮菲律宾的家乡,这时早已是夏日炎炎,每天都汗涔涔的。
 
最重要的是居住在那些漂亮社区楼宇里的中国新兴的富裕人群,他们富有知识和财富,慷慨而温和。在这里,珍妮拿到了她从事家政工作以来的最高月薪——6000元。这个数字比菲佣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地方的收入都要高,在香港聘请一个菲佣的工资一直稳定在3500元到4000元之间。
 
“我每个月都会寄送5500元钱回菲律宾,这是父母以及两个女儿的生活开销。”这个数目几乎是一个普通菲律宾人一年的收入。自从珍妮在上海工作之后,她家从农村搬到了城镇生活,她的两个女儿也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学习。她甚至帮助兄弟购买了12000元的摩托车,让家人在当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我很喜欢小孩,这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像我自己亲生的一样。”对于珍妮来说,南海的争论离自己太遥远,此前她一心想的就是照顾好主人家的两位千金。2012年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称将集中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国人。之后,上海媒体关于菲佣的报道中也重申了明令禁止的立场,珍妮感到周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珍妮的签证约在一年前过期了,新的雇主并没有给她办理新的签证,自然属于被驱逐之列。此前,菲佣们良好的职业信誉,让她们在家政市场受到欢迎。根据上海家政行业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上海的菲佣超过1000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签证,“以打黑工的居多”。对于珍妮和她的姐妹们来说,隐匿在上海滩的生活惬意自在,却也脆弱尴尬。
 
2010年之后,内地城市纷纷开始引进菲佣,甚至是长沙、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也开始有了她们的足迹。多地涉外家政中介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由于多数菲佣都没有工作签证,他们在这段中菲关系敏感时期已经暂停菲佣业务,已工作的菲佣也要“低调再低调”。而离香港较近的广州深圳两地,不少菲佣“已经停止工作,前往香港避风头”。
 
珍妮没想到遥远的岛屿争端,会打碎自己的饭碗。她发现地铁里开始多了查证件的警察,这让她每次外出时,心里都很忐忑。留在上海,是她唯一的选择。此时,在珍妮遥远的家乡还有一大家人指望着她生活,这个月,失业的她向同在上海的亲友借钱,才凑齐每个月定额汇给家里的钱。
 
北上“英雄”
 
珍妮是在2010年春天来到上海的。此前,她曾在约旦工作了五年,帮助雇主照顾年迈的老人家。
 
珍妮生于1981年。在她出生之前,菲佣便作为一个品牌,成为全世界高端家政行业的代名词。缔造这一品牌的,多数都像是珍妮这样的年轻菲律宾女子。
 
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经济发展落后,国内就业困难。当时的菲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颁布《劳动法》,鼓励菲国人外出务工,帮补国困,菲律宾人开始大迁徙。此后,菲佣为国家赚回了大量外汇,一度占到菲律宾GDP的5%到6%。1992年5月,拉莫斯接任阿基诺夫人担任总统后,称赞“菲佣是新国家英雄”。
 
“在国内获得社区大学的学历之后,我觉得出国才有前途。”珍妮远离城镇的乡下,坐公共汽车去首都马尼拉需要六个小时。她说自己害怕“插秧时被晒得刺痛”的感觉,选择做了菲佣。在家乡工作,珍妮每个月只能赚到约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工资,这还不到她在上海月薪的十分之一。
 
为了实现像珍妮这样年轻女子的外出务工梦想,菲律宾政府和就业机构也花了不少心血。在菲律宾各中学女校和近3000所大专院校中,一律把家政学列为必修课。社区大学中,还会将《雇主心理学》以及各种急救知识列入课程,从身心方面将菲佣打造为“超级保姆”。目前,在菲律宾技能培训和开发部门登记的培训中心就多达四千多个。
 
“菲佣会帮我查询出差地的天气,以方便带足合适的衣物,考虑到上飞机安检,她们还会将行李中的打火机等管制物品拿出。”上海博伲家政是2002年成立的一家涉外家政中介公司,负责人朱炜对于菲佣品牌赞不绝口。
 
根据1996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个人及家庭不允许雇用外籍劳工。面对旺盛的需求,不少中介机构则暗地里将菲佣通过隐蔽的方式介绍给住在中国的外籍商务人士以及中国富裕的家庭。朱炜保守估计,目前进入内地的菲佣超过一万人,“但有合法工作签证的不超过两百人”。
 
而在香港,由于印度尼西亚佣人和泰国佣人涌入,新来者的收入要求更低,菲佣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按照香港出入境部门2010年的统计,在全港284901名外籍保姆,菲律宾人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48%,49.4%是印尼人,1.3%是泰国人。
 
在竞争激烈的过程中,新兴的中国内地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越来越多的菲佣选择和珍妮一样北上淘金。当她们冒着非法执业的风险来到中国后,惊喜地发现这里或许是她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赚得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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